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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情书籍】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地情书籍  2018-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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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主要反映在人流、物流和意识流的各个方面。
    (一)首先是人员交流。
    1、通过合浦派出官员到周邻郡县任职
    汉代的郡守都是由中央直接委派的,边郡长官除了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就地选用以外,多数也由内地派往。据《水经注•交州外域记》所载:南越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来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征讨南越,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交趾、九真)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路)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骆将主民如故。”由此可见,交趾、九真二郡最初的太守都是南越王国的“使者”,归汉以后是由伏波将军路博德委派的。西汉末年的九真太守任延是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后汉书·任延传》),东汉交趾太守锡光是汉中(今陕西汉中)人(《后汉书·岑彭传》),日南太守李善也是南阳人(《后汉书·李善传》)。他们从中原内地到九真、日南任职,肯定也是从合浦乘船而去的。
    望牛岭一号墓出土两件陶提筒,腹部内壁都有朱书隶体文字。一件完整,有盖,腹内壁书“九真府”3字,一件盖已失,器身亦残,在腹内壁尚保存有朱书“九真府□器”5宇。九真和合浦一样,也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越后在岭南所设九郡之一,其地理位置在今越南的清化、义安、河静一带。“九真府”就是九真郡府。书写“九真府”的陶器是九真太守的官署用器。墓主人应当是九真郡太守。汉代合浦郡与九真郡相距五、六百公里。这些官吏既被从合浦派出,死后又归葬合浦,说明当时来往极为方便。
1957年在湖北省当阳县发现一座东汉时代的砖室墓,墓砖有“日南太守冢”和“日南太守”的铭文,是一位日南太守的墓葬。17日南也是汉武帝在岭南设置的九郡中的一郡。汉代日南郡在今越南中部北起横山南至大岭地区。从日南到湖北当阳也一定走海路经合浦,溯南流江,过桂门关,进入珠江流域,再溯桂江,过灵渠,下湘江,进入长江水系。
    在风门岭一座西汉晚期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中出土的铜鐎壶肩部刻划“西于”2字。《汉书•地理志》载,交趾郡下有西于县。又《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下鹿侯左将黄同,以故瓯骆左将斩西于王功侯,七百户,元封元年封。《后汉书·马援传》又说:马援在平定二征之后,“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可见西于是汉置县,属交趾郡,地当今越南北部,故城在龙编县东。这件有“西于”铭文的铜鐎壶可能是西于侯或西于县令之物。在广东肇庆大辽山东汉墓曾出土两件有“西于”铭文的铜器,一件铜洗刻隶书“元初五年七月中,西于造,谢著胨”13字;一件铜壶刻隶书“元初五年七月中,西于李文山治,谢著有”16字。此墓还出土有铜剑、铜镜、带钩,錾刻龙凤鱼虫纹铜案,马蹄金、银指环、玛瑙珠、松香珠、金星石雕狮等。元初是汉安帝刘祐的年号,五年是118年。谢著应是墓主,铜器的铸造地应是西于县,工匠是李文山。18在此之前容庚《秦汉金文录》著录过一件传世铜釜有“汉安二年十月十三日交趾西于作”铭文。汉安二年即公元143年。西于王或西于县令,也是通过海路与合浦和肇庆沟通的。
    黄泥岗一号墓是徐闻县令陈褒的墓。徐闻是合浦郡的属县,位于雷州半岛南端,扼琼州海峡咽喉,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一个重要海港。徐闻县令当从合浦郡治派出,然后回到合浦或死后归葬合浦。从合浦到徐闻,缘海岸而进更是方便。
    苍梧郡广信人士燮,汉末任交趾太守时,其弟士壹、士有、士武分别为合浦、九真、南海太守,兄弟四人“并为列郡,雄长一州”(《三国志•士燮传》),他们之间的往来也必以海路为便。
    2、海外各国通过合浦前来贡献
    海外各国纷纷经由此路向中国贡献。《后汉书》对此有许多记载:如《南蛮西南夷列传》:
    元始二年(公元2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37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肃宗元和元年(84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永元六年(94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属,献象牙、水牛、封牛;延光元年(122年),九真徼外蛮贡献内属;三年(124年),日南徼外蛮复来内属;顺帝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遣使贡献;熹平二年(173年)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光和六年(183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
    《后汉书•西域传》说:天竺国(今印度)“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大秦国(即罗马帝国)于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
    九真、日南以外的南海诸国和部落首领与汉朝政府往来,和汉朝使节往返一样,仍以徐闻、合浦、日南障塞海港登岸,因此,自汉武已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这些贡献都经过海路从合浦入境,转往中原内地。每次贡献,汉政府都有回赠,而回赠最多的是“彩缯”。这种贡赠关系实际上是以异国的“珍宝”换取中国的“丝绸”的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
    3、通过合浦港输入人口
    在合浦、贵港、梧州、兴安等地的东汉墓中出土过“胡人”陶俑。如堂排号墓出土的舞俑,竖目,小眼,络腮胡须,应是胡人;1982年贵县(今贵港)铁路新村3号墓出土的人俑活动流陶壶,高鼻深目,络腮胡须,全身体毛发达,头戴圆顶帽,完全是胡人形象。19梧州汉墓出土的持灯俑也是胡人形象;兴安石马坪汉墓出土的陶俑,左腿向内横屈,右腿屈膝垂立,高鼻,深目,大耳,刻划有须,胸有双乳突,胸背多毛,也应是胡人。据《广州汉墓》一书考证,从体形特征来看,他们有可能来自西亚或非洲东岸。这种陶俑大概即杨孚《异物志》所称的“瓮人”。公元前2世纪前后,已有不少印度人移至印尼,他们与当地部族首领结合,在沿海一些地方建立起奴隶制王国,有些土著居民被奴隶主当作商品往外贩卖。中国南海船队回程航线由黄支经皮宗回国,这些胡人,一种可能是中国船队带回,另一种可能是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20
    4、佛教南传之路
    东汉时期,佛教从陆路传入中国。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和繁荣,往返于中国、印度之间的高僧同时使用海路。自晋以来,不少佛教僧人从合浦港登陆,经此扬帆北去中原,丝绸之路也成了佛教南传之路。在贵港出土过三国吴黄龙元年(229年)铭文的神兽纹铜镜,镜背内区主纹有高浮雕的佛像。《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汉末董督岭南七郡的士燮兄弟“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些焚烧香的“胡人”应当包括南亚来的佛教徒。中国最早的佛教著作《理惑论》,其作者牟子是广西苍梧的儒生,携母由合浦海道入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读经书,攻佛学,再回到苍梧撰写是书。三国时一些印度僧人途经交趾北上,到吴国都城传教。第一个在中国南方设像布教的康僧会,其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印度),其父亲因经商移居交趾,他本人随父母长住交趾,十多岁出家,明解三藏,博览六经,赤乌十年(247年)到建业(今南京),吴主孙权为之盖建初寺。康僧会从交趾到建业,必以北海合浦为通道。
    西晋惠帝末年,天竺僧人耆域“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是涉交、广”,后来北上湖北襄阳,当也途经合浦。《梁书·诸夷列传》和《南史·扶南国列传》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天竺国阿育王曾为其第4女造了一尊佛像。这尊佛像被送到邺下(今南京)时,正值战乱,临时埋在河边,到晋咸和(326年—334年)中,这尊佛像被人发现于水中,但已缺趺。发现者当即将这尊佛像送往长干寺供奉。一年以后,有人在海口打捞出铜花趺,拿到长干寺一对,正好与佛像相合。到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下海采珠,得佛光焰,送到长干寺以施佛像,又同这尊佛像相合。“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得佛光焰,历三十余年,光趺始具”。这个故事的某些情节过于离奇,不可信。但它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东晋时期,天竺国的佛像有从海路经过合浦传入中国内地的可能。苏东坡《菩萨泉铭并序》说到,晋人陶侃在任广州刺史时,在海上得到阿育王铸造的有款识的文殊师利像,后来转送到武昌寒溪寺了。《南齐书·祥瑞志》载,永明七年(489年)越州(今属合浦)人采到一颗象思维佛像的白珠,也献给皇帝,齐武帝为此盖了一座禅灵寺把它作为佛像供奉。这些又为天竺佛像经合浦传入中国内地增加了旁证。
    东晋时期,罽宾(今克什米尔)僧人昙摩耶舍“喻历名邦,履践郡国”,以隆安(397—401年)中,初达广州,在王园寺(今光孝寺)传教,至义熙(405—418年)中“来入长安”。南朝时期,罽宾僧人求那跋摩随商人船至广州,宋文帝于元嘉元年(424年)派人迎至建康(今南京)。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由师子国“随舶泛海”,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宋太祖遣使迎至京师;天竺僧人拘那罗陀(亦名真谛)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年)从扶南至南海(今广州),后北至建业(今南京),等等。晋、南朝时期的“广州”,辖区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这些外国僧人到所谓广州,其中也应包括在广西合浦登岸者。
    据唐僧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唐初的道宏、贞固、智弘等高僧都曾到过广西桂林,并由桂林前往印度。智弘是洛阳王玄策之侄,初入道就想西游,“济湘川,跨衡岭,入桂林而托想,遁幽泉而息心,”颇经年载,后与无行禅师为伴,“至合浦升舶,长泛沧溟”。
    唐中叶以后,由于中国西部丝路断绝,南海丝路相对繁荣起来,中外僧侣往返途经广西的更多。博白县顿谷宴石山隋唐时期寺院和摩崖佛造像,就是佛教南传路上的记录。
   (二)其次是物资交流
    1、外流物品
    从《汉书•地理志》记载来看,官方贸易带出去的主要是“黄金、杂缯”。
    黄金是一种贵重金属。色泽艳丽,不生锈,不变质,是人类最早开发和利用的金属之一。《管子•地数篇》说:“黄金为中币”,可见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国已把黄金作货币使用。到战国时期,以楚国为首,黄金在市面上流通量很大,出现了扁圆状的金饼和板块状的金版等多种形式的黄金货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货币法定为二等到,黄金为上币,以镒(24铢)为单位,主要用于皇帝赏赐和大宗支付及储藏;铜钱为下币,以半两(12侏)为单位,主要用于日常交易。汉承秦制,继承实行货币制度二等制,但黄金的计算单位由镒改为斤,铜钱开始仍铸“半两”,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起改铸“五铢”钱,通行全国。汉代的黄金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等多种职能,使用的数量相当惊人。作为货币储藏手段和大宗支付手段,也用于给死者陪葬。在合浦、贵港、梧州、兴安,乃至广州的汉墓中确实有黄金发现。合浦望牛岭1号墓出过2枚金饼,正面凹陷,刻有铭文,背面稍隆起,比较粗糙。一枚直径6.3厘米,重249克,刻一“大”字,“大”字下方再细刻“太史”二字;一枚直径6.5厘米,重247克,刻一“阮”字,“阮”字上方再细刻一个“位”字。这两枚金饼的大小、轻重都比较接近,与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金饼规格相近。汉代规定“一黄金一斤”,这2枚金饼的实际重量都接近汉代标准重量一斤,也与文献记载相合。金饼是溶铸的,铸成后再在上面刻字,“大”、“阮”字可能是物主姓氏,金饼在合浦发现,也是海上贸易用作大宗支付手段或国际货币的反映。
    合浦汉墓出土许多金串珠、金戒指、金手镯、金耳珰、金带钩等,这些金器有的是当地官僚贵族的佩饰品,有的可能是原来准备出海的商品,后来转为“内销”,成了陪葬品。
    杂缯,也叫綵缯,就是各种丝绸。古代称丝织品为缯,海上丝绸之路因此而得名。缯这种有机物品,在北海地区这种含酸性土壤中难以保存,所以在汉墓中很难发现。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一方记载该墓随葬品清单的《从器志》木牍,就写到有“缯六十三,匹三丈”,表明该墓用了63匹丝绸陪葬,可见数量之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很多丝织品,其中一号墓出土6大箱丝绸;三号墓出土10箱丝绸,其中2箱是丝绸衣服,8箱是成匹的丝绸。这些箱子上挂着的木牌上分别写着:“锦缯笥”、“绣缯笥”、“素缯笥”、“帛缯笥”等。汉代长沙国首府临湘(今长沙)是一个向海外输出丝绸的集中地,各地生产的丝绸,通过长江运到这里集中,再通过湘江、灵渠、漓江、北流江、南流江运到合浦港出口。合浦及其所属朱崖“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即男子种植水稻、纻麻,女子种桑、养蚕,纺织、绩麻。由葛织成的葛布,薄爽凉快,宜为南方夏衣,其中的广幅布,既是进贡朝廷的稀世品,又是出口的畅销品。
    2、流入物品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从海外购入的是“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
   “璧琉璃”当是指古玻璃。合浦汉墓随葬的玻璃器,包括珠、管、璧、环等佩饰品和杯、盘、碗等饮食器皿。其中以珠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总数上万枚,一般每座墓少则1枚,多则千余枚。如2001年发掘的九只岭6号A墓出土3869枚、5号墓出土1331枚,是目前所知广西汉墓出土玻璃珠最多的两例。堂排3号墓出土1080多枚,1号墓出土437枚,2号墓出土133枚;望牛岭1号墓出土825枚,2号墓出土826枚;廉州灯炮厂1号墓出土800多枚;母猪岭1号墓出土450多枚,6号墓出土410多枚;风门岭4号墓出土530枚,10号墓出土145枚等等。玻璃珠有透明的、半透明的和不透明的。颜色以蓝色占绝大多数,次有青、绿、褐、棕、红、紫、黑色等多种。蓝色又分深蓝、天蓝、湖水蓝等。形状有圆算珠形、球形、圆柱形、橄榄形、扁圆形、五棱柱形、网坠形,还有管状的,风门岭西汉墓出土的玻璃珠还有鱼形、瓜形和花篮形的,五彩缤纷。玻璃珠一般作为佩戴饰物,出现在死者头部或胸腰之间,但作为财富的象征又与其它值钱的东西放在一起。如1985年清理廉州炮竹厂一号西汉墓,发现有800枚玻璃珠与数百枚五铢钱一起存放在一个漆盒内,下层是五铢钱,上层是玻璃珠。
    玻璃除了珠饰外,还在凸鬼岭西汉墓出土过玻璃环、望牛岭西汉墓出土过玻璃璧、母猪岭西汉墓出土过玻璃盘、堂排汉墓出土过玻璃碗,文昌塔、红岭头、黄泥岗汉墓出土过玻璃圜底杯、文昌塔西汉墓出土过玻璃龟形器。在同一交通线上的贵港、梧州、昭平、平乐、兴安的汉墓中也有玻璃饰物和玻璃器皿出土。
    这些明珠、流离(玻璃)在合浦登陆后,再运到郁林(今贵县)、苍梧(今梧州),由内河转运到全国各地。合浦、贵港、梧州出土大量的玻璃制品,与当年这种远洋贸易不无关系。
    世界上生产玻璃最早的地区在西亚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其最早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2700年,中国则到公元前1100年左右才开始烧造玻璃。西方的玻璃是钠钙玻璃,中国古代的玻璃是铅钡玻璃。两地玻璃所含元素不同。
汉代,由于上层统治者对玻璃制品的刻意追求,国产玻璃似乎已不敷需要,便从国外大量进口。在《汉书》、《后汉书》上都有关于进口玻璃的记载。当时从西方进口玻璃制品有陆海两路,陆路是从西亚翻越葱岭,经西域各国到达长安(今西安),这是陆上丝绸之路,海路是从印度洋西海岸穿过马六甲海峡,经南洋各国进入中国东南沿海,是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正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出入境海港。
    “明珠”、“奇石异物”当是指各种矿物质制作的佩饰品。包括宝玉石、玛瑙、琥珀、水晶等各种珠饰,五花八门。玉是中国一种带有神秘色彩和享有崇高地位的物品。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玉,石之美,有五德者。”古人把质地坚硬,颜色晶莹,细腻透明的美石统称为玉,包括水晶、玛瑙、宝石、孔雀石、琥珀、青金石、绿松石等。但从狭义来说,玉是指矿物学上的闪角石、辉石之类,俗称软玉和硬玉。软玉即闪角石类,主要成分是硅酸钙的纤维矿物,硬度为6~6.5度。硬玉是指羊脂白玉、黄玉、青玉、碧玉、墨玉,属辉石类,又称翡翠,主要成分是硅酸钠和硅酸铝,质地硬(硬度为6.75~7度),密度高,具有玻璃光泽。
    合浦汉墓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璧、带钩、珠和各种葬玉。1975年秋发掘堂排西汉晚期墓,出土一些葬玉和用玛瑙、水晶制作的佩饰品;1986年发掘风门岭10号墓,出土一套较完整的葬玉,即猪形玉握、蝉形玉琀、杏形眼盖、六棱柱形鼻塞和肛门塞、圆柱形耳塞。在黄泥岗、母猪岭、凸鬼岭、北插江等处西汉晚期至东汉的墓葬中也有玉器出土。璧是汉代常见的礼仪用玉,有谷纹玉璧、出廓六字玉璧,是典型的中国礼器;蟠螭纹玉佩、子母带钩,鸠首、鹅头、和龙头形带钩,也是中国的传统饰品。
    玛瑙。合浦汉墓出土的玛瑙佩饰主要有玛瑙珠、戒指、耳塞、耳珰和圆雕小动物等。
    堂排、北插江盐堆、九只岭、望牛岭、风门岭、凸鬼岭、母猪岭的汉墓都出土过玛瑙珠。玛瑙珠都在中间穿孔,颜色有红色、紫色、金黄色、褐色、橘红色,及各种颜色相间的缠丝玛瑙和苔丝玛瑙珠,形状有橄榄形、算珠形、球形、柱形(包括六棱、椭圆、长圆)、瓜子形、扁棱形、扁圆形、圆壶形、鸟形,真称得上“五光十色”。还有玛瑙戒指、玛瑙耳塞、玛瑙耳珰等佩饰品。圆雕小动物有玛瑙狮、玛瑙鹅,刻工精致,形象生动。
    世界各地产玛瑙的地方很多,中国云南保山县玛瑙山出产的玛瑙也很出名。但在汉晋时期,都以为玛瑙出自西域,或谓大秦多玛瑙。合浦汉墓出土这样多的玛瑙不能否认有从海外输入的成分。
    水晶。合浦汉墓出土的水晶饰品形状多样,掘不完全统计,合浦汉墓出土水晶珠已达400余颗。有白色、黄色、蓝色、紫色、棕色、红色等各种颜色;形状有算珠形、不规则形、六棱不等边形、六棱橄榄形、六棱柱形、球形、网坠形,扁壶形、扁圆形、菱形等。还有水晶管饰。
    琥珀。合浦汉墓出土的琥珀有佩饰品珠、管饰,琥珀圆雕狮、蛙和印章。琥珀珠的颜色有褐红、深褐、深红、棕黄、棕红等色;形状有算珠形、半球形、扇形,腰鼓形、扁圆形、橄榄形、圆形、钮扣形和不规则形等。管饰有橄榄形和扁圆形。圆雕小动物有一件形状似狮,另一件形状如蛙。印章5枚。堂排出土2枚,一枚是“劳邑执刲”印,另一枚棕红色,半球形,刻“王以明印”4字。望牛岭出土一枚,刻阴文篆书“庸母印”3字。九只岭东汉墓出土2枚,一枚龟钮方印,篆刻“黄昌私印”4字;另一枚为钮扣形圆印,刻“黄囗囗印”4字。除“劳邑执刲”是官印外,其余4枚都是私印。
    琥珀的产地,在欧州主要是波罗的海沿岸,西西里岛和罗马尼亚也有出产。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当时永昌牢夷(今云南西部)、缅甸的北部和海外的大秦国都产琥珀,中国文献到汉代才提到琥珀。但在欧州很早就把琥珀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大秦国(即罗马)通过腓尼基人购得波罗的海产的琥珀,制成各种成品投入市场。当时琥珀的价值十分昂贵,用琥珀雕成的小动物雕像更加值钱。合浦堂排汉墓有用琥珀雕成的小狮,也有用肉红石髓雕成狮和鹅。中国原来没有狮子,狮子只产于印度、欧洲东南部、非洲及叙利亚,至汉代,西域各国常以狮子来献,狮子才开始输入中国。狮子雕像出于合浦汉墓,也是琥珀、玛瑙从海上输入的例证。云南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汉墓都没有琥珀出土,推想合浦、贵港汉墓的琥珀不会来自云南。
    输入品还有《汉书•地理志》记载之外的犀角、象齿和香料。
    犀角、象齿是传统的输入品。犀牛产自东南亚、印度和非洲。印度的犀牛运到中国,见诸记载最早是西汉元帝时期。《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汉书•王莽传》又说: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国(罗马)于延熹九年派使者来献象牙、犀角、瑇瑁。虽然在合浦汉墓中还没有发现与犀牛有关的遗物,但在丝绸之路上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却出土很多这方面的遗物。如马王堆一号墓遣册简中记载:“木文犀角、象齿一笥”,西边箱的竹笥上挂着“文犀角、象齿笥”木牌,笥内装满木文犀角和木象齿。在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从器志》木牍也记载随葬品中有“象齿四”,确实也出土过木制“象齿”明器。
    香料是从燃香所用的熏炉推知。合浦汉墓所出燃香之器熏炉有铜质和陶质两种。熏炉的盖镂空,作重叠云雾山峰纹饰,顶有活环钮,系活链,与腹部环钮连接,圆盘身,喇叭形座,有的下有承盘。望牛岭、堂排、风门岭、九只岭汉墓都出过铜熏炉,风门岭、文昌塔、母猪岭、凸鬼岭汉墓出过陶熏炉。堂排2号墓铜熏炉盖有镂孔,有活链与器身相连,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九只岭5号墓铜熏炉,由盖、身、底三部分组成,盖呈圆锥形,顶有展翅的天鸡形钮,钮下有四个气孔,盖面作重山形,盖与身用子母扣合。风门岭10号墓铜熏炉盖上也有镂孔,盖与身有活链相连,底下有盘。风门岭4B号墓出土的陶熏炉内盛有炭化的香料;凸鬼岭20号墓陶熏炉盖面镂长方形气孔,顶有背向卷云状钮。贵港、梧州、兴安汉墓也有铜熏炉和陶熏炉出土。说明当时燃熏香料已成为社会上层人士奢糜生活的时尚。中国不产香料,这些香料主要从东南亚等海外舶来。
 
节选自《北海有哪些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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